印度以发展和工业化为由,反对限制原生塑料生产,由此成为阻挠《联合国全球塑料公约》(INC-5.2)通过的一方。该公约谈判于2025年8月4日至14日在日内瓦举行,是2022年联合国环境大会决议启动的进程之一,旨在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管控塑料从生产到废弃的全生命周期。第六轮谈判的最新草案提出了强化废物管理、优化回收系统、严格管控有害添加剂等措施,但未包含对原生塑料生产限制或相关化学品的严格监管。180个参与国未能就限制新塑料生产达成共识,成为谈判的主要障碍。
谈判阵营分裂为两大阵营:包括欧盟在内的"雄心联盟"(HAC)约100个国家主张限制生产以应对生态和公共卫生风险;而由沙特、伊朗、科威特、巴林、中国、古巴等石油生产国组成的"观点相近国家"(LMC)反对生产限制。印度加入LMC阵营,以"发展中国家需要经济增长"为由反对限产,强调限制原生塑料生产将制约工业化进程,呼应了全球南方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主张。
但印度的立场可能弊大于利。该国发展历程与环境变迁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往往导致更严重的资源掠夺而非减贫——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造成大规模社区迁移,经济增长红利被少数群体垄断,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在此背景下,印度对塑料产业的维护实则是将生态负担转嫁给穷人,加剧本应通过发展消除的不平等。塑料产业虽带来短期利润,却加剧污染、健康危机和生态灾难,对贫困人群伤害尤甚。
亚当·哈尼的《石化帝国》指出,塑料产业与全球石油化工复合体紧密相连。以"发展"之名维护塑料生产,实则巩固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使印度陷入新殖民主义的石化体系。历史上塑料产业与殖民主义的关联表明,现代石化扩张重构了剥削模式。这种产业不仅是经济体系,更是殖民逻辑的延续——通过对资源和生产的控制强化全球等级制度,牺牲生态与社会正义。
印度的矛盾在其石化产业发展中显见:古吉拉特邦的达赫吉、奥里萨邦的帕拉迪普、喀拉拉邦的科钦等工业区推高了塑料产量,但周边区域出现水体污染、生态系统退化及渔业衰退等问题。沿海和小规模社区承受最重负担,而投资者和出口市场攫取利益。塑料增产还塑造全国消费模式,与印度倡导的"环境生活"(LIFE)使命相悖。
全球舞台上反对限产使印度难以在公平与环境责任层面自圆其说。塑料导致的微塑料渗透、海洋生态破坏等问题触目惊心,landfill和焚烧场周边的贫困社区承受不成比例的健康代价。印度当前只接受废物管理条款而反对限产,无异于治标不治本。
环境正义研究指出,应直面全球权力不对称。印度本可要求全球北方遏制过度消费,同时支持南方公正转型,从而真正践行去殖民化立场。但选择与石化出口国为伍,可能强化新殖民依赖并牺牲本国脆弱群体。
反对限产还使印度等全球南方国家面临贸易风险。欧盟和美国等市场正将环境合规与市场准入挂钩,如同碳边界调整机制影响钢铁、水泥贸易,塑料密集型产品可能面临类似机制,使南方出口国陷入劣势。这种所谓"捍卫发展权"的策略,可能导致经济孤立,而无节制的塑料生产环境负担将继续由本国民众承担。
日内瓦的僵局折射出全球深层裂痕。塑料问题不仅是技术挑战,更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与环保矛盾的缩影。印度面临抉择:继续以发展为名维护石化利益削弱条约,或reclaim真正去殖民化的正义立场——要求全球北方大幅减产,在国内推进优先考虑穷人福祉和生态可持续的公正转型。坚持"发展需要无限塑料"既违背生态规律,也有悖历史经验。公正的未来需直面石化依赖,拒绝新殖民逻辑,选择强化而非削弱全球环境治理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