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联合国全球塑料条约》谈判和COP30等全球性会议迄今未能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国际立法来应对塑料污染,循环倡议强调了地区和国家法规对于解决这一全球性问题的重要性。《包装洞察》与循环倡议的执行董事兼董事会主席迈克尔·萨多夫斯基进行了对话,探讨了分散的政策环境如何为跨国经营的企业带来复杂且繁重的行业挑战。萨多夫斯基分析了国际气候会议的弊端,以及这些障碍如何阻碍塑料循环工作的协调进展。
2026年全球政策分散对塑料循环意味着什么?
萨多夫斯基:分散的政策环境给跨国经营的企业带来了运营复杂性和行政负担。例如,企业需要跟踪并遵守许多国家快速扩展的监管环境。这就是为什么商界联盟对《联合国全球塑料条约》给予了如此强烈的支持。
新兴市场如何利用分散的政策?
萨多夫斯基:通过追踪全球私营部门对塑料废物解决方案的投资,我们发现,在塑料污染危机最严重的新兴市场,投资严重不足。我们的《塑料循环投资追踪报告》显示,绝大多数投资(2018年至2024年间占85%)流向了北美和欧洲,而非洲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地区,仅获得了0.2%的投资。许多新兴市场缺乏废物管理基础设施,这意味着塑料废物常常被不当处理,例如通过露天倾倒和焚烧。塑料废物的露天焚烧产生的温室气体强度是卫生填埋和露天倾倒的15倍。在巴西,只有不到5%的塑料废物被露天焚烧,但这却占该国管理报废塑料废物产生的所有温室气体排放量的42%。
我们看到新兴市场正在实施政策,推动对塑料废物解决方案的投资。例如,印度目前拥有约32万公吨的PET回收能力,预计到2025年底将增加一倍以上,达到69万公吨。萨多夫斯基表示,企业倾向于统一的规则,但在缺乏统一规则的情况下,国家政策正在推动行动和投资。这也可能是新兴市场跨越发达经济体数十年来打造的“获取-制造-废弃”经济模式的一个机会,类似于一些国家跳过固定电话基础设施直接进入移动电话时代。这些国家可以转而从一开始就寻求建立循环模式,如重复使用和重新填充。
COP30等全球论坛在解决塑料废物问题上的效果如何?
萨多夫斯基:我们在COP进程中看到的挑战与我们在《联合国全球塑料条约》谈判中观察到的情况类似。在近200个国家中达成共识极具挑战性,尤其是在国家利益根植于化石燃料生产的情况下。近期的经济和贸易动态增加了这种复杂性。塑料污染和气候变化是相互关联的危机。过去十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十年,我们正朝着比工业化前平均水平升高1.5摄氏度的方向迈进——这是《巴黎协定》签署国同意努力维持的目标。与此同时,每年约有2000万公吨塑料废物泄漏到环境中。塑料从生产、消费到报废的生命周期,贡献了全球约4%的温室气体排放。
COP30未能采取行动推动包括塑料在内的所有经济部门的脱碳。各国未能就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生产的计划达成一致,这类似于《联合国全球塑料条约》未能就减少原生塑料生产达成一致。我们感到鼓舞的是,许多国家在COP30上支持制定强有力的塑料条约,并讨论了关键要素,包括远离化石燃料的转型。我们希望通过INC进程或其他方式,例如由有雄心的国家组成的联盟,找到建设性的前进道路。
各国如何推进自己的塑料政策?
萨多夫斯基:在缺乏全球塑料条约的情况下,地区、国家和地方政策对于推动塑料废物解决方案更为重要。例如,各国在看到塑料污染对环境、经济和人类健康造成的代价后,正在制定政策。在全球范围内,我们看到旨在解决塑料废物的政策激增,包括生产者责任延伸(EPR)、回收含量要求和材料禁令。对于在多个国家运营的企业来说,统一的法规是首选,正如《联合国全球塑料条约》商界联盟的300多个签署方所倡导的那样。在缺乏统一法规的情况下,各国正在制定必要的政策,以推动行动和投资。
我们感到鼓舞的是,80多个国家支持东道国巴西提出的制定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正式路线图的提议。然而,最终文本中缺乏这样的路线图令人失望,但考虑到化石燃料生产国家和公司的利益,这并不特别令人惊讶。减少原生化石燃料和塑料生产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和塑料污染的双重危机至关重要。在缺乏这一路线图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对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和塑料污染抱有希望。